kaiyun官网:文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底层逻辑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爆点只能在棉纺织业，而非其他产业。因为当时只有棉纺织品才具备几乎无限大的世界消费市场、低资金门槛、长产业链、较高的技术升级天花板，才对劳动力要素具备几乎不变的规模报酬，才能够对其生产环节实行最细密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分工成倍以至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才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佳切入点——用机器取代人力的最佳切入点是能够把生产的全部过程细分为很多简单环节的产业。这个产业不可能是枪炮工业，而只能是纺织业。事实上，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0-1000倍。[20]

  而纺织业革命究竟在欧洲哪个国家爆发，取决于哪个欧洲国家能用海军力量控制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料供应链。因此，谁掌控了这个巨大纺织品市场和原材料物流通道，谁就是工业革命的引爆者和领头羊。而棉花是遥远的殖民地产品，必须依赖天量奴役劳动大军进行种植和收割，以及强大的海军护航。

  这幅油画描绘了英荷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与荷兰海军作战场景，作者是小威廉·范德费尔德

  这个国家非英国莫属。对于英国来说，“棉花工业不仅是资本家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家的一个项目。” [21] 经过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以后历代英国王室几百年的卧薪尝胆和产业政策扶持，英国海军和海外特许公司终于在18世纪下半叶垄断了全世界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尤其是北美洲和印度（包括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指出：拥抱战争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打造机械化纺织工业的基本前提。“各国有无培育国内棉花产业的能力，已成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现代国家的地图几乎全部符合早期棉花工业化地区的地图。” [22] 假如没有作为工业资本主义核心的强大的国家，纺织业工业化的努力很容易失败。换句话说，全力发展纺织业不仅是英国议会的选择，而且是英国王室上百年产业政策的产物，和这一个国家长期的、锲而不舍的工业化意志的体现。[23]

  因此，让英国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包括发起战争的能力）。与此相比，一盘散沙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1890年清朝四亿人口只有纺锤不到10万个；1930年中华民国也只有纺锤400万个，其中一半是日本殖民者和欧洲人所有。[24]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指纺织机），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 ⋯⋯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取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 [25]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自从英国人霸占世界贸易并把制造业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产品供应几乎全世界的水平，⋯⋯印度人被剥夺了谋生之计；⋯⋯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26]

  英国不仅用大量换取中国天量白银来平衡英中贸易赤字，而且用两次战争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用“自由贸易”的外交口号和“战国策”，使英国廉价工业品在不平等条约和中国缺乏关税保护自身市场情况下倾销到中国，摧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摧毁了繁荣上千年的纺织业。

  其结果是：中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工业品市场完全被外国产品占领，从洋烟、洋酒、洋胰子，到洋火、洋蜡、洋油、洋灯，再到洋布、洋装、洋娃娃，以及洋铁、洋车、洋枪、洋炮等，种类非常之多，不一而足。这些洋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在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计划主导下，实现了完全的进口替代。

  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有足够规模、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亚当•斯密以后的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欧洲边陲岛国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也不是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大殖动的葡萄牙，甚至不是政治制度与金融制度远比英国先进和包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其最终的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下成功开辟了18世纪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因而必然使得在全国范围内采用机械化纺织和大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

  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产业政策、关税与专利保护下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与技术发明，还包括国防工业、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体系、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以及一系列国家官僚机构和管理部门甚至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机构与部门，还有像英国海外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规模的公司组织，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都必须在政商联合下长期协同奋斗，才能开启和实现工业化。

  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一文中精辟指出的：

  “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缺陷。哈耶克将资本主义的出现视为一种自发的进化过程，误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丝毫不取决于国家暴力或强制性权力。但是，……，自由市场绝不是自由与自发过程的产物，它是国家力量的产物。……它不是无数的无计划的自发变化和增量的堆积，而是国家治国之道和意志的体现。”[27]